近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出现诸多乱象，很多专家学者、媒体都在探讨这些治理问题的表现与根源。《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对近来专家学者、媒体的观点进行了梳理，针对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治理问题给出了多种解读，希冀围绕此与读者进行探讨交流。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盛行起来。而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核心之一。新自由主义中的市场经济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经济体系，强调的是重视货币的作用，寻求最大程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市场的监管。这种经济模式，不仅使强势的经济利益集团从中获利，也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碎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也让人们开始对其包含的市场经济体系进行重新审视，认识到曾一味追求市场最大程度自由化的西方国家，如今也面临着多重的经济危机。
以美国为例，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前，美国一直都具有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而在推行自由化之后，一味地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使其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开始逐渐为虚拟经济让步。美国以资本为根本力量，开始进行全球驱动，大量实体经济利润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从而催生出巨大的泡沫。企图越过生产过程赚钱，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品在此之中产生出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价值，美国支柱产业随之陷入严重的困境，也让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资本空前泛滥，致使货币超发已极为严重，特别是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这对于全球经济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因此，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全面的经济危机开始迅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
新自由主义下的虚拟经济不仅正逐渐掏空实体经济，还让西方国家原本就亟待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主要在于，一方面，以资本为导向的虚拟经济实际上是“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虚拟经济一定要有实体经济作基础才能真正兴盛。“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撑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以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完全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泛滥，不仅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金融市场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广泛实施，过去一段时期内，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这样，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在一些国家，普通民众“自由享受”着举债消费的日子，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各种资产泡沫不断累积、膨胀，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14）所指出的，经济并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而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金融自由与金融稳定也是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面对已经发生和还未发生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不是解决危机的良方，甚至是引起危机的根源。
有专家指出，西方政治制度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但发展至目前已弊端重重，表现出两极化、重竞选、轻执政等问题。甚至在某些国家，民主政治被资本绑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政党成为了上层、中产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而普通民众对此的不满，又极端化为民粹主义，与精英阶层形成对立。
据《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从英国脱欧公投开始，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伦齐辞职，一系列政治剧变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正在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无论是公投还是选举，都演化成为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较量。而传统政党的政治精英在一场场的较量中逐渐趋于颓势，失去民心。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楚树龙认为，西方国家一次次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众多议员多来自“1%”或“0.1%”的上层精英，而不是“99%”的多数民众，他们上台后更关注自己及党派的利益，更关注执政和继续执政的“根本大事”，选举时所作的承诺常常沦为“空头支票”。欧盟智库“欧洲之友”欧洲与地缘政治研究部主任莎达伊斯拉姆提出，传统政党高高在上，脱离基层，相比之下，民粹主义政党更接地气，以激进变革的立场回应民众的关切。放眼欧洲政坛，谁的主张越是强烈地反建制，谁就能赢得民众的喝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欧洲民众内心积累了太多的愤懑，那些抱持排外、疑欧主张的极右翼政党给这些愤懑提供了释放的出口。愤懑情绪的“胜利”就意味着制度的“失败”。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高级讲师雷蒙帕切科帕尔多则提出，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国民粹政党崛起，选民们普遍感到自己已不被传统政党所代表。他们转而选择不参与投票，或者投给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民粹主义政党诉诸简单、情绪化的解决方案，譬如禁止移民、增加贸易壁垒等，以博得民众的支持。
近年来，西方社会爆发出的种种社会危机激发了民族保护主义的兴起，进而引发反全球化浪潮的肆意蔓延。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贝尔特朗巴迪认为，为了迎合民意，欧洲一些政党相继宣布拒绝接收移民，采取逆全球化措施。在法国、荷兰、意大利，以及北欧和东欧国家出现了主张排外的政党。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传统政党由于担心被边缘化，竟然很快也附和排外主张。
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维尔纳魏登费尔德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人说这是西方反全球化的开始。但全球化、一体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通过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总伴随着反对这一趋势的阻力。全球化永远是高于本土化的趋势，并且能使大多数人受益。当前的确有反全球化的事件发生，但这类事件同时也为更多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反思并重视全球化的意义。例如英国脱欧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民众反而开始思考反全球化后的不良后果，重新审视欧盟存在的意义，对欧盟的态度更趋积极，更加坚定了追求欧洲一体化的决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郑永年表示，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根源在于未能回应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中产阶层庞大，多党政治不足以分化社会。在中产阶层庞大的社会，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不敢走向极端。不是政治整合社会，而是社会整合政治。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又对政治体制提出相应变化要求，但是政治体制并没有作出回应。西方政治体系一方面失去了对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西方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实际上西方自身的政治体制需要很大的改革。目前的困局正是缺少有效政治改革的结果。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的权力制衡、政治极化以及利益集团导致美国政治走向“否决政治”，面对人民的疾苦无法做出响应，面对变动的时代无法做出必要的改革。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提出，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度出现显著下降。从整体看，欧洲与美国社会对民主的支持度在过去20年里不断走低。在美国，这与近年来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最近一次的经济衰退与政府不作为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解毒剂”是证明民主能够解决问题并能对人民的担忧作出回应。由于选民对精英阶层怀有强烈的不满，因此渴望变革。一旦选民们通过选票没有促成变革的落实，他们还会选择求变。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为其自由主义与多元化而骄傲，但近年来，对待少数族裔态度趋于保守甚至封闭，在社会福利遭受困境的情况下，许多民众将自身遭遇的社会经济困境归咎于外来移民的冲击，极端思潮加剧与暴力行为频发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社会福利制度源于西方国家对人权理论的落实，更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西方国家出现了补缺型社会福利、普惠型社会福利、福利国家、混合型社会福利等模式。然而，围绕着社会福利的争议自其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
从总体上看，西方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改革让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公众需求相适应。但问题在于，代议制民主制度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失效，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选票民主驱使下，西方政客承诺的社会福利超越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上台后又不得不面对削减社会福利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改革忽视了全体民众的现实需要，陷入了理念之争，导致社会福利改革政策反复。
例如，美国以经济自由为基本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采取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福利负责”的态度，弱化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过度干预。但是这种福利模式导致美国医疗保障效率低下，底层民众看病成本极其高昂。奥巴马此前在竞选时就承诺推行一项全民医保法案，2014年1月奥巴马医改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让很多底层民众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医保，减轻了其看病负担。但该法案通过向保险公司、药企、医疗器材供应商加税这一“平均化”的方式来筹措保费，引起了大公司、强势利益集团、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在2017年的美国总统换届之初，奥巴马医保法案就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社会福利政策的反复不但体现了执政和共和党执政的理念不同，更体现出了各党派的利益冲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最需要救助的人群带来了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潜在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极端势力、种族矛盾、社会暴力冲突不断加深。
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迅速以普世价值的姿态传遍西方社会，又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向亚非拉国家迅速传播。曾几何时，文化多元主义作为“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念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将西方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文化繁荣景象。
然而，文化多元主义却掩盖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之间经济的不平等。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可能脱离社会物质基础而成为一种“漂浮”的存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使得他们在社会上的话语权表现出阶层分化态势，社会物质财富的阶层占据着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宣扬着普世价值外衣下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而很少考虑到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的差异。一味的渗透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必然导致极端思潮的强烈反弹，给当代西方社会带来道德观念、社会秩序的撕裂。
从这一角度而言，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表现在，文化多元逐渐滑向文明冲突。这一治理危机深层根源在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话语行动的二元化，以及对内对外行为方式的二元化。一方面，西方国家不断宣传文化多元主义的普世价值，却在实际行动中不得不面对西方价值观与各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例如，经历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之后，以勒庞为代表的法国右翼势力抬头，加剧了法国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公共安全上，法国不得不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将人群贴上了极端势力的标签，先后在聚居区设立起“城市敏感区”和“安全优先区”，但结果是一些地区成为犯罪滋生之地；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对内多实行民主制度，旨在最大限度保障国内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然而在国际行动中却实行单边主义，多用干涉手段扩大其国际势力范围，而将普世价值作为干涉落后地区的工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将经济社会问题与身份政治挂钩，给不同族群牢牢地贴上了“文化”的标签，造成了族群分化，甚至对立的意识倾向进一步公开化、社会化。本土民众对贫富差距、社会治安、失业高企甚至房价飙升、物价上涨等现实问题的不满和不安情绪，从此都有了明确的宣泄对象，而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那部分群体就更容易成为“出气筒”。在本土民粹和外来极端两种意识夹击之下，欧美国家对社会融入的“有效治理”只能靠政策摇摆或个案解决来疲于应对。
可见，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问题上，面临着包裹在宗教、民族外衣下的极端思潮对包容、博爱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强烈冲击，西方奉行的普世价值观念难以解决国内国际的混乱局面。
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合法的使用暴力。这种暴力以维护社会治安并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为目的。在当下，西方社会的治理中表现出、公权力过度使用暴力、难民危机恶化欧洲社会治安等问题。
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一般而言，势力往往和极端宗教势力、分裂主义势力相结合，采取方式，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以实现者的政治诉求。“911”以来，的是西方社会不容忽视的安全挑战。2004年9月1日，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学校，包括186名儿童在内的33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连环事件，巴塔克兰音乐厅内最少有120人死亡。2016年7月法国国庆节期间，惨剧再度发生，80余人命丧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
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种族歧视争议。据统计，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芝加哥共发生435起警察枪击事件，造成92人死亡，170人受伤，绝大多数警察枪击的对象都是黑人男子或男孩。然而，大量涉案裁定无罪，引发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愤怒，并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这些事件反映出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暴力执法往往针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种族间的不平等待遇已经侵蚀了西方国家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导致严重的族群分裂和对抗。
难民危机加重欧洲各国社会治安负担。2015年至今，德国是欧洲接受中东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深受难民潮带来社会治安困扰的国家。德国犯罪事件在2015年达到了633万起，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4.1%。其中，外籍人士的犯罪事件增至90万起，比前一年增长了50%。暴力犯罪、谋杀、抢劫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长了0.2%，达到18.1万起。跨年夜在科隆、柏林、汉堡、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市等大城市都发生了性侵和抢劫案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孙进表示，德国确实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社会共识没了，社会被撕裂，暴力、奸杀、等恶性犯罪事件频发，人们失去了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