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色婚礼何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电影《玛戈王后》，改编自大仲马同名小说，玛戈王后即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
1572年8月18日，巴黎圣母院，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和年轻的新教信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分别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和堂弟，波旁枢机主教主持了祝福礼。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化妆舞会，然后是三天持续不断的庆典。
仅仅数天后，婚礼的座上宾，新教的精神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遇刺，虽然侥幸未伤及要害，但形势急转直下，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如惊弓之鸟，巴黎的婚礼气氛烟消云散，变得风声鹤唳。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巴托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被暴徒剥皮而殉道。比这个传说更加残暴血腥的是，当天晚上，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杀，巴黎城中的新教徒惨遭屠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与火枪的硝烟味，一场蔓延数省，死亡数万人的屠杀就此拉开了序幕。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屠杀的发生众说纷纭，这场真实发生过的“血色婚礼”，在19世纪被大仲马写成小说《玛戈王后》，更是在日后被人们搬上大银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中，重新讲述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故事。
在她看来，这血腥的一天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天主教在法国的命运彻底改变；新教徒不再认为法国会成为新教国家，开始形成身份认同；动乱杀戮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绝对专制的大门开启；对宗教分裂及其导致的创伤的反思，同样使王权受到质疑，甚至为大革命埋下伏笔。
短短几天时间，一场象征着宗教和解的婚礼就迅速演变成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范围屠杀，从上层的贵族到底层的信众，巴黎的新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事件的主谋却隐于历史之中，至今没有定论。
当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进入这个议题的时候，研究早已浩如烟海，主流看法包括三种：
1）认为这场屠杀是太后和国王合谋策划，他们以婚礼为骗局引诱新教贵族前往巴黎，之后实施对科里尼的刺杀，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再以此为借口剿灭新教徒；
2）认为太后不满查理九世与新教的和解，嫉妒国王对科里尼的信任，便下令刺杀科里尼。然后，唯恐遭到报复的太后又对新教徒下达了屠杀令；
3）认为科里尼之死是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的，以此引发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借查理九世之手屠杀新教徒。法国国王与太后则被卷入这场悲剧，与新教徒们两败俱伤。
19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
与以往的结论都不同，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引发的过激反应。无论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还是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都并非阴谋的策划者。他们是在如惊弓之鸟的情况下下令处决新教贵族，再眼睁睁看着局势失去控制的。
阿莱特·茹阿纳搜集了几乎全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资料，并以无比详细——有时甚至详细过头——的描述厘清了前后经过，她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成为了这一血腥事件的断层扫描，揭开了被细密红线包裹着的真相。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随后，小半个欧洲便掀起了与天主教廷分庭抗礼的浪潮。不过，法国此时则因为拥有教会的主教任命权和财产课税权，而对宗教改革兴趣迟缓。直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仍在法国占据着绝对多数。
但新教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从156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派后，瑞士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活动愈发激烈。法国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从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上到贵族，下到底层，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徒此时已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也愈发紧张。
法国国王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对新教徒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则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对新教展开迫害。亨利二世死后，冲突并未平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结束，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愈发积极，冲突也不断加剧。新教在占优势的地区大肆破坏圣像，毁坏圣物，天主教则展开猛烈报复。加上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在位短短五百余天便去世，宗教冲突也逐渐开始伴随权力斗争。
1562年，吉斯公爵对胡格诺展开了大屠杀，并要挟王室，撤销了对新教的宽容书。之后被称为孔代亲王的路易一世，则和海军上将科里尼率领新教徒展开反击。他们发动政变，使法国西部重镇拉罗谢尔皈依新教，迫使太后签订《隆朱莫条约》。但很快情形便再次急转，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撕毁了条约，并计划捉拿路易一世和科里尼，路易一世在雅尔纳克战役被杀，科里尼也在蒙孔图尔战败。但天主教此时却因财政危机，不得不宣布停战。
1570年8月8日，国王查理九世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为新教徒划定了四个设防安全区，允许其自派总督，并享受礼拜自由。科里尼也作为新教的领袖保留其海军上将职位，并且——起码在表面上——获得了查理九世的信任。
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的情形，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如今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下停战。此时的查理九世刚刚年满20岁，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现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巩固自身的国王权力。拉拢科里尼只是第一步，他还希望通过联姻，实现两派的永久和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之事便提上了日程。
这场天主教和新教的联姻，也符合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考量，她一直希望能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自己的一个儿子结婚，进而与英国的结盟，以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时的英国早已改信国教，组织一场天主教与新教的婚礼，可以极大地消除英国女王在宗教上的疑虑。
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阿莱特·茹阿纳排除了婚礼是屠杀阴谋的看法，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目的压倒了宗教统一的要求，巩固王权、以及与英国联姻，是比清除新教徒更重要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科里尼也有助于帮助法国牵制菲利普二世，因为信仰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威廉正在起兵，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科里尼是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也是对抗西班牙的重要力量。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刺杀科里尼是西班牙所指使的呢？书中再次用精彩的论述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除掉科里尼能够削弱荷兰的力量，但正是因为科里尼的存在，法国国王才不敢公开表示对荷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使科里尼的势力增强，威胁到法国国王自身。除掉科里尼，反而会使法国国王没有后顾之忧，将法国对荷兰的支持公开化，这对西班牙显然是不利的。
保留科里尼的力量，既不除掉他，又不使他增强势力，是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利的局面。阿莱特·茹阿纳于是排除了法国国王、太后、以及西班牙国王谋杀科里尼，进而挑起大屠杀的动机。
作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惊异：或许根本没有某个幕后大人物谋划刺杀科里尼，一切都来源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紧绷的神经和一触即发的过激行为。在纳瓦尔国王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的婚礼上破坏和平，刺杀海军上将科里尼，是根本无需大人物支持的。怒火中烧的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慨，已足以刺激任何凶手采取行动。刺杀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新教徒将对王室和天主教贵族怒火重燃，战事再起，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天主教徒所希望的。
事情果然朝着天主教徒们的设想展开，科里尼势力怒不可遏，发表了一系列过激言论，他们具有私人武装，又是异端宗教的领袖，此时又身处巴黎。新教贵族们很快便威胁到国王的安危，国王和身边众人惊慌失措，采取了“特别司法程序”，在最高法院批准前，对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贵族和领袖们下达了处决令。一场未找到凶手的不成功刺杀，在短短一天后，就变成了来自国王的处决。
事态至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查理九世的命令仅限于新教贵族，但天主教徒却将其理解为清除一切异端。这个误解为大屠杀提供了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在帽子的显眼处装饰布制或纸制的十字架，手臂上缠白色袖章，头顶白色头盔，开始了“净化行动”。
十字架象征着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行动，白色则意味着为城市重新寻回纯洁。屠杀者会先剥下受害者的衣物，切断其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并斩断日常生活中与敌人间的邻里相处关系。这一“去个体化”手段免除了屠杀者的个人责任，净化了“我们”这一概念。被剥下衣物后，新教徒的尸体被当作不值得埋葬的废弃物抛入塞纳河，仅仅一个晚上，巴黎有三千名以上的新教徒被杀，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国王的羽毛商的妻子被人将长发束起，吊在圣母院桥的一个桥拱上三日之久。
这幅油画是根据玛戈王后的回忆录再现的场景，一名跟随亨利的子爵被国王查理的卫兵追杀而躲进王后的卧室，最终在王后的求情下保住了性命。
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存不复存在，新一次宗教战争开始了。之后数月，法国全境又有数万名新教徒死于屠杀。虽然新教徒也在一些地方展开反击，但失去领导者以及人数的劣势使得他们收获惨败。之后，幸存的新教徒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改宗。10月27日，曾经的新教徒，婚礼的主角，纳瓦尔国王也在改宗天主教后与瓦卢瓦联姻，这标志着两派之间和平共存愿景的最终失败。
比起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之后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可能更具启发性。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惨剧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对这一失常之举，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接受。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认知来摆脱内心巨大的矛盾。天主教徒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视大屠杀为上帝的审判，是天主清除异端所降下的惩罚，甚至更有激进的天主教徒，觉得清除得还不够彻底，由此产生另一种极端的自责心理。
新教徒们所面临的自我怀疑则远甚于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甚至对自己的新教信仰产生怀疑。但之后，新教徒们将这场惨案理解为上帝的考验，他们引用摩西穿越红海的经历，视其为一场由死至生的过渡，大屠杀间接促进了新教认同的形成。
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大屠杀惨剧先是动摇了法国国王的权威，但接着又强化了绝对王权。这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意识到，由臣民牵头发起的行动无法带来持久的宽容，只有依靠一个强有力，拥有内在超验性的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使得稳定的局势得以实现。
多年的纷争使法国人渴求一个超越宗教争端的权力，渴求一个具有神性的，慈父般的国王。
1598年4月30日，亨利四世签署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新教徒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参与宗教事务、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份敕令成了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结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近一百年的冲突，并使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查理九世的愿景，成为一名法国的、而非天主教的君王。
因为是以圣巴托罗缪之日的惨剧为着眼点，阿莱特·茹阿纳将更多的篇幅停留在前后数天的细节上，但这不代表她的研究是静止的，她对具体数日里各方势力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大屠杀之后一系列变动的势能与走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犹如法国宗教战争的一支沙漏，之前的一切矛盾在此汇集，之后的一切结果，也由此展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时，一位呢绒商人在寄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
而在一系列的纷争最终尘埃落定后，法国人意识到，这个王国之中可以有两个信仰、两部法律和两个上帝，但终究只能有一个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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